无论业务大小，任克英都会费尽心力。据说，一次为谈《北京青年报》的IPO项目，她曾在《北京青年报》大厦的大堂坐了4个小时，仅为与该报的社长见上一面。在她离开后，这一项目亦与花旗再无关系。而在任离职后，仍有以前的客户为她抱不平。
据说任克英曾与知近之人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拼尽全力，已不是利益驱动，仅是为向爱之恨之的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离职之后，任克英踪影难觅。不过据接近任克英的人士表示，她正全力应付美国证监会的调查，以期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亦不乏邀请任加盟的国际级投行，当调查结束，任可能迅速做出决定。不过，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如果最终调查结果中任克英是清白的，那真正麻烦的就可能是花旗了：任势必以法律手段挽救自己的清誉——据说在其离职之后，28万人的花旗集团竟无人与之联系，其中甚至包括与她一起离开的颜庆华。
梁伯韬
不论后续故事如何展开，现在看来，真正的寂寞者，反而是当年临危受命、素有“红筹股之父”之名的花旗集团环球金融亚洲区主席梁伯韬。
仅从现在花旗集团的组织结构，已可看出梁位置的尴尬。不久之前，原花旗香港区总裁韦嘉（Catherine Weir）调任为中国区CCO（首席国家官），其头衔为大中华区企业金融暨投资银行部总裁。这一身份显然超出了她原本应负责的企业及消费信贷业务，更意味着按照规则，她应兼管负责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的梁伯韬。而在孙玮被授权不向梁伯韬汇报后，梁的位置变得微妙，或者“架在半空”。
如果回顾梁进入花旗后的经历，不难发现他一直在流失权力。2001年高调加入花旗之初，虽然刚刚经历了百富勤清盘，梁仍得到了所罗门美邦亚洲区主席这一高位。但由于所罗门美邦在亚洲各国均有相应的负责人，梁的职权很快收缩回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而在任克英到来之后，梁在内地的权威亦几乎成为空名。据说在当时，身为亚洲区副主席的任克英已经开始越过梁伯韬向相关负责人汇报。
对于曾在整个亚洲金融界叱咤一时，并创立可与外资投行分庭抗礼的华人国际级投资银行百富勤的梁伯韬，眼前的一切显然都难言幸事。曾被花旗集团重金聘请的他何以至此？
问题的核心在于他始终没有过硬业绩。与1990年代厚积薄发颇为不同，在梁到任花旗的三年中，真正属于他的业务只有2002年7月长江生命科技价值3.35亿美元的IPO以及赫斯基石油4亿美元的债券发行中担任牵头工作——这两个项目，都来自于其旧友李嘉诚，并不算惊喜之作。
虽然上任之初，他也曾试图争取中国电信和中国银行，但这一努力很快就因难见成效而放弃。梁的普通话不佳，甚至红筹股的辉煌也给他带来了负面影响，至今不乏政府高官认为梁当初的作为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这让本不善交际的梁在中国更难以积累人脉。
更重要的是，梁的操作风格模式已然不合时宜。据说在与中移动打交道时，他曾花很大力气向对方讲述怎么做才能圈到更多资金。一位国内投行业人士认为，梁很难理解，现在大型国企上市，新派老总们最愿意看到的是顺利上市后得到资本市场的好评，从而在体系内有升职机会。“而李嘉诚的企业往往融资不少，但上市后口碑不佳。”
1990年代梁伯韬做北京控股、上海实业等公司，并获得红筹股之父之名。但在当时，不仅海外投资银行在中国几无成绩，国内企业亦对海外资本市场缺乏兴趣。随着红筹股热潮退去，梁当年一手“包装”的企业也多被打回原形。“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金公司一位同行称。
真正让业内人士服膺的，是梁自我保护的能力：他能在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百富勤破产案中毫发无损，也能在进入花旗后没有做太多实质业务而未遭清洗。
这让花旗内部员工也颇为好奇。梁伯韬不好社交，与公司同事关系相处并不融洽。甚至有合作过的同事认为他做事较为功利，很多进展中的项目参与一下就不再跟进。有人玩笑说梁伯韬与任克英类似，两人都行事神秘，独来独往，但任克英总能拿到大单，而没人知道梁在做什么——据说因任疏于与梁沟通，二人最终关系不佳。
不过，梁伯韬很善与公司内的“白人”相处，据说这是他明哲保身的关键。“在花旗这种大型公司，业绩固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内部政治中怎么处理，梁经历过那么多大事，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一位旁观者如是说。
即使如此，批评人士看来，梁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离开任克英在中国冲锋陷阵，梁的能力不足一下子暴露无遗。任离开后一度公司内士气低迷，梁在内地奔走多日却经常连与相关项目负责人见面也联系不到，选择任克英接班人的过程亦不算顺利。这让梁伯韬在花旗高层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好处是，对比任克英，孙玮相对弱势一些，给梁伯韬的压力相对较小。但花旗内部对其能力已经产生怀疑，在他明年3月合同到期时，能否续签都成问题”，一位接近花旗内部的人士对《环球企业家》直言，梁的前程颇不乐观。不过，对于多年来如不倒翁般屹立于金融业的梁而言，再度以事实打破外界的猜测与评判，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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