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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经历让观察人士认为，今次孙玮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她能否再找到一个像马克一样对中国市场充满兴趣且足够有分量的“指挥家”。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或许是个合适的人选，但鲁宾正把主要精力投入于政治，他被视为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后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最佳人选之一。
而孙玮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尽快组建一只强有力的执行队伍。与花旗集团在金融界巨无霸身份不相符的是，除去梁伯韬与任克英，它在中国投资银行业务方面一直缺乏优秀的工兵人物。此事在花旗近年来承销的第二起IPO华润上华中即可看出。
早在今年６月初，花旗就已定好6月15日开始招股，6月25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市场挂牌上市的日程。全球共发售6.21亿股新股，招股价介于每股0,73至1.1港元之间，以中间价0.915港元计，集资额约为5.68亿港元。但这一完满计划突然终止：考虑到中芯国际股票大跌导致人们对“芯片概念股”并不看好等因素，花旗环球曾建议把股票价格下调，但华润上华并不同意。
经过一次受挫，8月4日上市时华润上华在发行价格和融资规模上都缩减了近一半，且融资中的一半来自原有股东的增持。即此，其上市当天还是跌破了发行价，最低跌至0.41港元，较招股价下挫18%。这一惨痛经历已然成为行业内嘲笑花旗的笑柄，而改变这一状况，或许是孙玮在短期内体现作为的最佳方式。
任克英
无论孙玮今后取得何种成绩，她都势必被拿来与另一个女人也是其前任，中国投资银行界风头无两的任克英进行比较。
时至今日，任克英缘何突然离职，在业内仍然是一个迷。虽然早在出事当日，花旗的内部备忘录中已对原因做出了解释：任克英及其助手颜庆华“向监管层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且这一人事变更与客户无关。
经多方调查，《环球企业家》得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导致任停职的主要原因，是她在中国人寿上市分派股份时，优先分派了一些股份给个别指定客户。但任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将任的此一行为上报美国证监会，最终引爆了任克英出走事件。
究竟任分派股份时优先分派给何人，又是哪个“对头”将其置于不复之地，接受本刊采访的众多业内人士都不愿详谈，原因无他：“水太深”，且，“这个事还没完，会有后续的。”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所谓任克英优先分派股份给个别指定客户的行为，在行业内绝不鲜见，“为什么直到sec开始调查，这个行为才被视为是不合理的呢？”而且，即使这一行为的正确与否有待sec调查结果的评判，股份分派这种事情，也绝非任克英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该人士认为：“这首先是个机构问题，其次是个系统问题。”
无论如何，在上一轮美国企业信用危机中饱受责难的花旗集团，任何有损声誉的事情都不可接受。而与任克英操作手法类似的美国投资银行明星原CSFB的弗兰克·夸冲（Frank Quattrone，详见本刊2003年12月号《夸冲 VS 投资者》），也在此前后被宣判入狱18个月，更让知悉情况的花旗高层风声鹤唳。
最终的处理手段相当极端：6月22日，任克英被通知免职，次日，她被免职的消息就被公布。对此做法，即使花旗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花旗人士将此比喻为：“手上长了一个包，抹点药过几天也能好，却非要当即开刀切掉。”
对于罢免任克英的不认同，很大程度上仍是因为任的不可替代。
“投资银行在世界上是什么档次，在中国会有一个相应的体现。”一位在投行界从业经历丰富的专业人士表示，公认最好一级的投行的是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然后是美林，然后是花旗、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等。按此排名，花旗在中国本无太多承销大单的机会，任克英仅凭一己之力就改变旧有的格局。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任克英，曾在美资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工作逾七年，且先后为贝尔斯登取得广深铁路、北京燕化及兖州煤业在港上市的保荐人资格，并于中移动配股时出任联席承销商。对于贝尔斯登这样的小型投资银行，能有如此成就已然说明任改变局势的能力——而当2001年8月10日任离开那里之后，国内几乎已经很难见到贝尔斯登之名。
任克英随后加盟的是日后改名为花旗环球金融的所罗门美邦（Soloman Smith Barney）。整个1990年代，所罗门美邦在中国只做过两个项目：一是1999年帮国家开发银行发行海外债券，另外就是同年帮长城科技在香港上市，因长城科技嫌所罗门美邦将招股价定得过低，一度扬言起诉。
真正让所罗门美邦颜面全无的是，1999年10月，所罗门保荐的中海油因IPO认购不理想，在纽约股市挂牌前最后一刻取消交易，其200亿美元上市融资计划中途搁浅，中海油认为所罗门美邦应承担主要责任，2001年2月该公司再度冲刺海外，成功融资13亿美元时，但所罗门美邦已不在承销团之内。此后四年，所罗门美邦在中国毫无斩获。
但在任克英到来之后，她连续抢下中国人寿、中国网通、中国建设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四笔业内瞩目的大单，让花旗一度傲视所有在华对手，任本人亦跻身亚洲区最成功投资银行家之列。
这种木秀于林的表现，也让业内人士提及任克英，并不如外界常说的那样对其推崇有佳，很多甚至不愿太多谈及其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行界人士对其评价是“任克英有自己的风格”：“拿项目的一种手段是利用知识和执行能力，给客户提供最佳建议。另一种是四处找关系。”虽然他也承认，中国尚未完全到不用关系，只靠能力的阶段。
欣赏任的人士形容她为“在政治智慧方面极富天才”。据知者称，她惯常的工作方法是，看到一个项目，首先考虑其资本市场的可操作性，然后调查此公司政府层面的相关负责人，若熟识则直接去谈，若不熟则顺藤摸瓜，一个个关系打通。她被认为有一种罕见才能，能够让每个与她交往的人成为她的利益共同体。
谈到任克英，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她是“名门之后”。似乎这一身份是她战无不胜的尚方宝剑。但事实上，这个背景不仅对她帮助不大，甚至在一些项目上成为副作用。即使不欣赏她的业内人士也承认：“这身份只不过能帮助她认识些人，打电话过去能说上话，但拿下业务并不这么简单。”
无论爱之恨之，无人可以否认任克英工作勤勉。在香港时，任克英的办公室离自己家仅20分钟路程，每天下班后她仍只是回到花旗办公室附近的酒店。这甚至一度让不少人以为她已与丈夫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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