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他向我做出了他的组阁方案--原有管理层的高层管理人员一个也没有入选,把沈阳办事处的全班人马（仅留下一个司机和一个秘书）搬到了大港,准备任命四梁八柱。我急了,半夜赶到大港问他:“为什么一个原来工厂的人都不用”他说:“那些人不好用。”我说:“不好用,从政治上考虑你也不能一个当地人也不用？我都犯众怒了,你能不能少扇点火吧！”他说:“那我再想想吧。”结果他只用了一个原有高层管理人员--35岁的大港轻工学院酿造专业毕业的程少凯。这就是王群,他是个遵守规则,但不是一个盲从的人。总经理不是有组阁权吗？

因为对他和他的年轻管理班子不放心,董事会又调来三个老外啤酒专家辅助他管理,那段时间我和其他董事会成员也经常往大港跑,试图对王群亲临指导。然而一个做坏了的生意,就像一个病人,想扭转过来谈何容易？又过去了半年,生意没有根本起色。而我们的唯一对手,大港啤酒却以大我们5倍的销量,牢牢的把握着市场,赚着大把钱。我坚持不住了,我知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跑到大港啤酒去投降求和,我说:“我们两家合资吧,这次你们占大股（我连控股的原则都不要了！恐惧是人最大的敌人,因为它使你丢掉常识。）,合资后这两家工厂都由你们来管。”大港啤酒对我的请求很感兴趣,可就是不同我进行实质性谈判。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时认为我们2年内一定坚持不住,会撤出大港,根本不值得合资。然而,正是这个判断,5年后彻底改变了中国啤酒行业的格局。

我真是一个很不聪明的人。事隔5年,提笔写此文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当时真是傻的可以,竟认为大港啤酒有可能同我谈合资,以至于我把我的老板宁高宁都请到大港啤酒同他们见面。实际上,稍有常识的人就可分析出,我在大港收购企业和撤掉老李的手法,使任何有理智的人对我都将闭而远之,谁想同我沾上边？然而,他们迫于我的杀伤力,又不得不表现出很感兴趣,并且二次隆重设宴接待我。席间,我请教大港啤酒厂的董事长（当时省啤酒行业协会的会长):“你看我们工厂的生意哪里出了问题？”他说:“老李不是一个好的总经理,但新换的王群也不行,一个外地人,年轻又没管过工厂。当总经理最主要的是会用人,可听说王群天天往市场上跑,他这是在干销售经理的事呀。”我又说:“那以后让王群多向你请教。”他说:“那我带带他吧。”回酒店的路上,王群的司机拉着我,我问他:“这部车都谁坐？”他说:“就王总一个人。”我问:“这个车跑了多少公里了？”他说:“8万公里,原来4万公里,王总坐了半年跑了4万公里。”我问:“他都去哪儿跑？”他说:“每个周末都去郊县市场,同酒贩子聊完天,上车就按他那个按钮上都没字的计算器。”我一听就笑了,我知道王群有一个计算器,那上面的按键数目字都磨掉了。他就是用这个计算器帮我算过无数遍这间工厂究竟值多少钱。这就是王群,他不懂得事一定要搞懂；他要么是不懂,要么是真懂。听了司机这一番话,我稍稍放了点心。

投降不成,只剩一条路--打个你死我活吧！此时,我只能全心全意靠王群了。但我对他和他的团队还是不放心,我相继从宝洁和百事可乐挖来三四个能讲英文,名校毕业的市场高层人员,派给王群使用。可不出几个月都相继辞职了。我很恼火,我知道东北商品经济落后,高素质的市场人员少,王群的队伍里也缺这种人,可派来一个,赶跑一个；派来两个,轰走一双。我关起门来,质问王群:“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是我们把他们赶走,是他们融不进入我们这支不懂英文,没有学过MBA的东北团队。”我说:“无论如何你的团伙也要补充专业的市场人员呀!你们这个团体有这样的人吗？。”他有点火了说:“铁鹰,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这支队伍,我也知道我们不是很强；可你要看我跟谁比了,我跟可乐和宝洁比当然不行了,可我的对手是大港啤酒厂呀！我认为我们的队伍比他们强,他们比我们还差！”我一下愣了。我从93年进入中国做生意,就开始为找不到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所困扰。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困扰,是几乎所有外资进入中国的共同难题。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个50年的断层,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断了两代。外来的投资者只习惯使用市场经济所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员,进入中国很难降低标准,当然就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从国外请来的专业人员,在中国又不管用。这就是外商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题--把钱投进来了,找不到好人管,亏钱；不投吧,又怕丢掉商机。王群这番他比对手强就行了的话,实际上又给我讲了一遍:一只熊追两个人,一个人只要比另一个人跑得快就不会被熊吃掉的道理。然而,正是这番话给了我一个顿悟。什么是顿悟？顿悟就是人在特定的场合,对特定的问题,被一个特定的道理所打动；从而打开了心灵上,一扇特定的窗户的那个特定瞬间的感觉。是呀,啤酒是地域性产品,大港的市场就两家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你死了我就活了。干吗非要逼着自己飞？这就是我拿下大港黄海啤酒厂之后,睡觉不实,吃饭不香,患得患失的根本原因。很多做不好今天事情的人,原因在于他们总想着明天；可他们往往忘记了,明天就是由今天所决定的。这件事情上王群比我聪明。从此,我对我手下的大多数中国管理层放下了心---信任了（此举非同小可,我再奉劝各位老板一句--对下属的信任胜过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