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译 者 序

     人们之所以将逻辑实证主义视为实证会计研究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实证会计研究区别于规范会计研究的一个根本点，在于前者恪守价值中立，而这正好切合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主张。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证伪主义哲学也主张理论对价值保持中立。“理论对价值的中立性的主张把科学研究中的一切评价的方面都用蒸馏法提取出来，并且把它们凝聚在方法论—科学比赛的规则中，给科学理论留下来的便单纯是经验的内容，没有丝毫的评价成分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的方法论乃是理论同价值的彻底分离的表现[3]。”可见，实证会计研究恪守价值中立，并不足以说明其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逻辑实证主义，当然，也不足以说明是证伪主义。反之，若实证会计研究并未恪守价值中立，则毫无疑义地表明，其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既非逻辑实证主义，亦非证伪主义。有鉴于此，作为立论的一个虽非充分但属必要之论据，我们首先须对实证会计研究恪守价值中立这一事实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证会计研究者对“价值中立”这一主张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著名的“罗切斯特学派”创始人简森教授，在其名作《有关会计研究现状和会计管制的评论》中[4]，便毫不掩饰地对以特定价值判断为指导的传统会计理论加以针贬。简森指出，传统会计研究只关注规范性和限定性命题，致力于探求会计“应该是什么”，这对于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因而是不科学的。从这一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简森力图摆脱或排斥价值判断的实证倾向。继此之后，瓦茨、齐默尔曼等诸多实证会计研究者又对此做出积极呼应，重申了简森的上述思想观念。他们认为：价值判断是一个涉及是非、好坏及善恶等道德标准的问题，其中包含有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意愿和偏好，无法进行客观的经验检验。而且，从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来考察，规范会计理论所坚持的价值判断也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些价值判断并非如研究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建立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治家（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和既得利益集团私利的基础上。基于对传统会计理论的上述批判，实证会计研究者主张，理论对价值保持中立，目标与手段相分离。“理论只提供一种限定所必需的两个因素中的一个：特定行为对各种变量的影响。使用者提供另一个因素：目标以及反映变量对目标施加影响的函数[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证会计研究者所构建的会计理论是一套有关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无法指明会计“应该是什么”，而充其量只能告诉人们，为了达到某一既定目标，可以有几种途径。当然，实证会计研究者的上述见解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规范会计研究者的反击，因为，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会计研究过程不可能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瓦茨和齐默尔曼也承认：“研究人员在建立会计理论的过程中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研究课题的选择与理论模式的建立都会受到会计研究人员自身的价值观的影响[6]。”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证会计研究者接受批评，并放弃其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瓦茨和齐默尔曼随即指出：“然而，在对研究进行评价时，争议性问题的主观性将日趋减少。评价过程必定触及到所建立模型的含义是否合乎逻辑，以及假设是否与证据相吻合的问题[7]。”也就是说，实证会计研究者虽然承认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课题的选择和理论模型的构建受研究者价值判断影响，但他们认为这无损于实证会计研究力图排斥价值判断的科学合理性。应该指出的是，这并非实证会计研究者的一家之见，而是整个实证经济学界的共识。要理解这一点并非难事。譬如，在实证会计研究的初始阶段，研究者之所以选择会计程序的选择与变更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研究者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判断，认为该课题颇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值得探讨。但初始阶段的此类价值判断并不会对整个实证会计研究过程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为，至关重要的是，真正的实证会计研究者，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无意对这种会计现象做出是非判断，以支持或否定之，他们只是致力于探求这种现象的内在动机，从而为解释和预测此类会计现象提供一种理论框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实证会计研究者宣称他们的理论恪守价值中立。